第264章 内部(下)

    “别有缘故？”吴兑面现思索之色，斟酌着问道：“求真可是担心皇上那儿……”
    高务实没有正面回答，反而道：“近来小弟悟通了一件事，早年间我常闻一语，曰：‘德莫高于爱民，行莫贱于害民。’是故，董仲舒曾言：‘受禄之家，食禄而已，不与民争业，然后利可均布，而民可家足。’”
    这话吴兑自然也知道，点头道：“拔葵去织，确有此说，不过如今能这般做的人不说早已绝迹，至少凤毛麟角。况且愚兄记得，求真你并不同意这话的意思吧？”
    高务实刚才那段话的意思是，吃国家俸禄的人，不得和老百姓去争夺利益。从古至今，“不与民争利”都是最基本的执政理念，被称为“此上天之理，而亦太古之道”。
    “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，受大者不得取小。”《史记》里讲，公仪休担任鲁相后，规定所有为官者不得经营产业、与民争利，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。
    当公仪休吃到自家种的爽口蔬菜，就“拔其园葵而弃之”；看到自己家有人在织布，立即“疾出其家妇，燔其机”，还十分生气地说：“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？”自此，“拔葵去织”便成为一个流传千古的成语，屡屡被后来者引以为戒。
    如《隋书》记载，当时因百官所需费用不足，中枢和地方都设置用以放债的公款，“以息取给”。时任工部尚书苏孝慈认为此乃官府与民众争利，“非兴化之道”，就“上表请罢之，请公卿以下给职田各有差”。
    《资治通鉴》里也讲，说武则天垂拱年间，管理皇家西苑的尚方监裴匪躬建议把吃不完的果蔬拿到市场上去卖，“以收其利”。时任宰相的苏良嗣断然叫停：“昔公仪相鲁，犹能拔葵去织，未闻万乘之主，鬻其果菜以与下人争利也。”
    按理说，自家织点布、种点菜，官府放贷收息，吃不完的果蔬拿去卖，这都不是什么大事，但从公仪休、苏孝慈到苏良嗣，何以个个大发雷霆“小题大作”呢？
    道理很简单，意蕴也很深远。从表面上看，这样做会对民生造成一定的冲击和伤害。但深层次的危害在于，他们认为这个口子一旦打开，以后只会越开越大，越来越多的人就会跟进和效仿。
    而且在古代社会，政府和官员手中都握有权力，以这样的公权力与“手无寸铁”的百姓“争利”，孰强孰弱高下立见。如是长此以往，弱肉强食之下便可能是民不聊生，最终必然百弊丛生、积重难返。
    更为可怕的是，“争利”开始往往是公开的、含蓄的，但逐渐就演变为敲诈，甚至抢劫了。如《梵天庐丛录》载，鞑清时某太监打着“老佛爷”的旗号，到开封为宫廷征取过冬用炭，对县令说：“汝需备炭三十斤。”
    这事并不难，可他随即提出苛刻条件：“每枝长须一尺五寸，圆一寸五分”，且“不可有节”、“不可有裂纹”。当县令面露难色时，太监就恫吓道：“万一老佛爷冻着，汝罪不小！”
    此时自然有人出来打圆场，道：“有银子便好商量。”结果县令便被敲去一千多两白银。从这个故事表达的意义上讲，“拔葵去织”、“罢公廨钱”都是未雨绸缪之举，目的是把祸患消除于萌芽之中。
    “天地之大，黎元为先。”司马迁在《货殖列传》中把治国的经济政策分为五等：“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”
    为什么“与民争利”被视为最低下的经济政策？这是因为，“政之所兴在顺民心，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”。
    人心，其实正是最大的政治。
    “若争小可，便失大道。”与民争利无异于竭泽而渔，是对民心民意最大的忤逆和伤害，争到的是利益，失去的是民心。“得众则得国，失众则失国。”唐太宗舟水之喻，兴衰之理，不能不令人警醒。
    高务实把这番道理说与吴兑听了，吴兑的脸色便有些将信将疑，犹豫片刻，沉吟道：“求真是说，你我做这些物流买卖，也是与民争利，因此本就应该罢手？
    倘若道理如此，则你将此买卖转而让给朝廷，那不还是与民争利？无非这争利之人由你我换成朝廷罢了——可朝廷归根结底乃是皇上啊，皇上与民争利，岂非更大的坏事？
    《孟子》曰：‘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’《盐铁论》则言：‘故天子不言多少，诸侯不言利害，大夫不言得丧。’若你我及诸官都不能行此‘争利’之举，皇上又因何可为？”
    高务实早料到吴兑听完自己那番话之后必称孟子，不错，孟子一句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成了后世儒生三句不离嘴的名言。
    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作为一个皇帝，你不要总是去把利益什么的挂在嘴边，这太庸俗了，你应该每时每刻都把仁义放在心里，这才是人们喜欢的好皇帝。
    《盐铁论》当中的儒生贤良说得更清楚一些：故天子不言多少，诸侯不言利害，大夫不言得丧。
    按理说这话的道理其实没错，如果皇帝不与民争利，而且把仁义时刻挂在心里，那么天下也会因此而过得很好了。但问题是这句话到了明朝，因为对于一个字的理解的差异，导致了满口仁义的明朝文官亲手毁掉了大明王朝！
    哪个字？“民”字。
    何为民？
    一个现代人看到这个字，自然会想到公民即为民，换句话说，普通老百姓便是“民”。
    然而这个观点在古代可未必是真理，不说一定是错的，但至少一定有争议，一定可以混淆。
    刚才提到过的亚圣孟子，除了表达过一大堆的“民本”思想之外，他其实还说过一句可能“不太出名”的话：“为政不难，无获罪于巨室。”
    什么意思？意思是治理国家很简单，只要你不得罪那些大家族就好了，有他们的支持，你就可以无往而不利。
    科举制实行之前，对于当时那些官员来说更是如此，只要他们替各自的家族发声，他们就可以在官场上稳如泰山。哪怕是偶尔被罢官了，过不久又会有人把他举荐上去。
    隋唐以降，科举成了当官的必经之路，情况因而发生了一些改变，世家大族如果不能长期在科举一道上保持兴盛，往往也会家道中落。但也正因如此，越是在位秉权的官员就越发有敛财之心，因为越是将财力投入在子孙后辈的教育上，便越能确保自己家族的长盛不衰。
    在现代汉语里，“人民”是一个词汇，表达的是一个意思，但在古代社会，比如现今的大明，“人”与“民”并不是同一个意思，它们所表达的含义其实是不同的。
    与此类似的还有“群众”，在后世那是连起来表达同一个意思的词，但在古代社会亦不然：群就是群，众就是众，两者并不统一。
    甲骨文中的“人”字，是一眼就能看出其表达意思的，“可以直立并走动的”就是人。因此你在人字右边加一个木字，木是障碍物，所以“休”，停止走动了；你在人字右边加一个言字，那就是这个人去带话，就是“信”，口信的信。
    所以，人是自由的，拥有自行决定行止的个体。
    民则不然，民在甲骨文中是先画一个眼睛，由眼睛再衍申而出整体。郭沫若有一个著名的论断，认为“民”是“横目而带刺，盖盲其一目以为奴征，故古训言‘民者盲也’。”
    郭沫若认为，在殷商时期，“民”字这个象形字就是用一个锥子刺瞎左眼，这样的人就是民，而民也就是奴隶。
    但后来有些学者开始提出质疑，并且提出了新的说法，认为该象形字的意思，那个所谓的“锥子”其实指代的是“目光”，目光向下即为民。
    什么叫目光向下？就是低着头看地面，指不敢抬头平视——当然，不敢平视的对象是指统治者，或者统治阶级。
    于是这样一来就可以得出结论：“人”的地位高于“民”。
    这不是随便说说，看看经常性的组词就知道，“仁人志士”、“人定胜天”、“敢为人先”等，都包含着强烈的褒义，而民字固然也有褒义的地方，但更多的却是如“贱民”、“草民”、“暴民”等这类贬义组词。
    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，古人取名的时候是很少使用“民”字的，这和红朝以后的取名风格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。
    但也可能有人会问，那“李世民”怎么解释？他被取名的时候固然还不是秦王，更不是皇帝，可陇西李氏当时也是八柱国级别的门阀啊，为何就有了“民”字在他这个世家公子的名字里头？
    那是因为李世民的“世民”绝非“世代为民”，它的本意是“经世济民”——济民啊，什么叫济？救济的济，其代表的意思是拯救万民。
    正因为“人”与“民”在古代社会根本不是一回事，所以无论在《论语》还是先秦的其他文献中，“人”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
    广义的“人”指区别于万物的“人”，所有的“人”；狭义的“人”是指与“民”相对的“士”以上阶层的“贵族”。而“民”则是指除狭义的“人”以外的平民百姓。
    古汉语中“诲”字从言，与“言语”有关，“教”从反“文”，与“武力”有关。孔子“诲”的对象是“人”，“诲”的内容是“知智”；“教”的对象是“民”，“教”的内容是“戎”与“战”。
    搞明白这些就会发现，原来对于“人”，孔子主张“诲人不倦”，对于“民”，孔子则主张“不可使知之”。可见《论语》中“诲人”和“教民”的结构泾渭分明，孔子对此二者绝不相混。
    到了大明朝，由于文官集团已经牢牢掌控了社会话语权，并且用各种民本思想来限制和约束皇权，故而对于“民”的归属，他们也出现了态度上的变化，有时候甚至有些精神分裂。
    比如在说“教化万民”的时候，文人士大夫们是把自己排除在“民”以外的，认为自己高“民”一等，是教化者而非受教化者。
    但如果牵涉到利益，尤其是与皇权冲突的利益时，文人士大夫们的态度就变了，认为自己是“民”——我连爵位都没有，官职也不能世袭，显然不属于“贵族”，那我凭什么不是“民”呢？
    因为我就是民，所以你皇帝不能与我争利。这也正是历史上东林党认为收他们商税就是“与民争利”的基本思想来源。
    至于你要问，那为何田赋又能收呢？嗯，因为田赋是历朝历代一直都要交的，是有历史的惯性的，而且他东林党本身又不需要交田赋，即便要交也交得极少，那当然没有问题。你要是跟东林党说以后官绅一体纳粮，你看东林党会有什么反应。
    然而眼下摆在高务实面前的难题在于，东林党是利益集团的朝中代表，实学派难道就不是利益集团了？
    显然不可能，实学派本身也逃不出利益集团这个窠臼。如果说有什么不同，那就是当初以高拱为首的实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具有“保皇党”性质，其利益在早期基本依附于皇权而形成。
    在高拱时代，实学派依靠皇权取得官位、取得朝堂上的话语权，但经过郭朴、张四维时代，实学派已然逐渐做大，此时又怎么可能不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呢？
    这时候大家发现，要想利益最大化，有一个现成的门路，只要搭上这艘大船，利益就能确保——这艘大船就是京华。
    依托高务实点石成金般的神奇力量，实学派官员逐渐进入“泛京华”体系，如果京华是一棵树的主干，那么他们就逐渐成为了枝和叶。
    “师兄家中别院可有园丁？”高务实问道：“园丁剪除冗枝杂叶，是为了整棵树能够长得更加干高叶茂。”
    吴兑眉头大皱，道：“那这些‘冗枝杂叶’你又打算如何处置呢？愚兄方才已经说过，你若弃而不用，只怕有的是人愿意收拢起来。”
    高务实道：“岂能弃而不用？小弟不是也说了么，去掉冗枝杂叶是为了主干更高——师兄，我们在江南地区要和那些人见真章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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